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、省计生委主任张枫建议关注农民工的性问题，他说，广东有3000万农民工，很多人由于不能解决性生活问题，长期处在“饥饿”状态，容易引发多种社会问题。他去年曾就此向省政协建议，调研农民工的性问题，但此提议被“枪毙”了，今年他再次建议对此进行调研。说农民工的性问题不重要，那是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。（1月30日 《成都商报》）

　　我注意到，在讨论张枫这一提议时，广东省政协专委会一位未署名的领导的回应，很逗也很冷漠。他说：“这类问题应由性学会来调研，由省政协调研不方便，外来农民工的事有很多，这个关心得这么尖锐……我们的性问题都还没解决呢？”该领导的话出何因？究竟是他目前仍系单身，还是有“上下床”不用，导致其性问题未解决？我们不得而知。

　　但就此将此提议予以“枪毙”，笔者认为不妥。这样简单而直线型思维的否认路径，有挟私事而处理公事之嫌。因为贵为领导的个人性问题未解决，毕竟是极少数，而大多数外来打工者，却一直处在性饥饿中不能自拔，这可是不争的事实。年年两会上，不断在代表委员呼吁尽快为上亿长期挥汗在他乡的农民工铺一张“上下床”，将他们从性压抑的泥沼中及时拯救出来。

　　曾有代表公开过一组数字：在回答“多久过一次性生活”的问题时，选择“一星期过3次以上性生活”的男性民工仅2%，而女性民工是0%；在回答“很久没过性生活了，你们会选择干啥”的选择题时，男性民工21%选择“到路边店找小姐”、18%选择“彻夜难眠”；女性民工有19%选择“拼命干活发泄”。诚如张枫所言，在农民工中，性病正在快速传播，艾滋病携带者的数量也在增加。北京海淀检察院对2001年至2003年办理的强奸案曾进行了统计，其中有65件72人是外来民工所为，占近3年强奸案件总数的58.6％。

　　当城里人在享受着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光时，我们社会的关爱视线却很少注视到那些低矮潮湿的工棚里。在破砖搭起的四壁和稻草打底的简易床铺上，民工们在就连看黑白电视都是奢侈的情况下，又怎么能巴望拥抱着妻子温情入眠呢？可以想像，正值壮年的他们，每当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拖着疲惫之躯回到“家”里，怅然面对的是何等的枯燥和寂寞。

　　我国《劳动合同法》明文规定，干部和职工每年享有休假时间，两地分居的夫妻享有探亲假。《计划生育条例》及《婚姻法》对两地分居的国家工作人员也都实行有探亲假的规定，旅差费报销。农民工也是建设祖国的职工，也是国家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何以一直无法“探亲”呢？这就是源于法条之后，还缺失一种惩罚措施，强制企业执行的细则跟进。

　　“有法不依”对社会法制的公平设置具有一定的伤害性，相关部门应尽快拿出一套有效的办法来，再不能使民工“性压抑”问题年年呼吁年年难解。我们的用工单位或计生及劳动主管部门，应用法律条文去为“缺性”的民工铺一张“上下床”，为远道而来的探亲亲属报销来回车旅费，让他们的“探亲权” 不再受损。实际上，这样做并不难，只需我们社会多一份爱心和责任。